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6，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7，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所杨、墨之为仁义：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的创始人，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也 乡愿之乱忠信：语出《论语·阳货》。乡愿，指不讲原则、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3 尧、舜、子之之禅让：古代部落首领的职位传贤不传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为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让位于子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4 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放逐夏桀于南巢，周武王讨伐商纣于牧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5 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为后世典范，事见《史记·周本纪》。王莽以外戚居大司马，杀汉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后篡位，改国号新，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废献帝，建魏国，事见《三国志·魏志》。6 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汉武帝时曾与大臣们议论立明堂之事，武则天曾毁乾元殿而立明堂。7 泮宫：西周时诸侯设立的大学。

你信中说：“杨朱、墨子的仁与义，乡愿的乱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流放与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又听谁的呢？更何况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不曾考察识别，假如使国家建造明堂、设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中所说的‘生而知之’，就是义和理。就像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必须等到学习之后才有验证其是否可行的事例。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公理了。”

你所说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区别，同前面所说的舜和武王的事类似。至于对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在说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做过比喻，这里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建造明堂、设立学校等事，似乎还不能不说。但是这些事情说来话长，姑且就你信中提到的来谈一下吧，那么你的困惑将减少一些。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的《月令》篇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六经》《四书》中没有详细记载。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知识超过三代的圣贤了吗？齐宣王时，明堂尚且还有没被毁掉的，那么幽王、厉王时，周朝的明堂应该都安然无恙。尧舜时住茅屋，垒土台阶，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好地治理天下。幽王、厉王时的明堂，是沿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明堂，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避免天下大乱。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正说明，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那么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也可以作为明堂；以幽王、厉王的心来行幽王、厉王的暴政，那么尽管有明堂，不也成了他们施行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经与臣子们谈论过立明堂的事，武则天曾毁了乾元殿而修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如何呢？天子建造的学校叫辟雍，诸侯建造的学校叫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然而三代时的学校，都是以明白伦理纲常为主要目的的，并非看样子像不像璧环，以是不是建造在水边为主的。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3。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4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5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听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6之论也。

所声为律而身为度：意为大禹是标准的完人，他的声音是音律的标准，身长是尺度的标准。语出《史记·夏本纪》。也 “君子所贵”三句：语出《论语·泰伯》“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为竹制器皿，豆为木制器皿，笾豆之事指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小事。存，此指掌管、安排。3 “命羲、和”四句：意为尧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谨慎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目的是制定和颁行历法。语出《尚书·尧典》。4 “在璇玑玉衡”二句：语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为舜观测北斗星的运行，以排列七件政事。天璇、天玑、玉衡，北斗七星中的三颗。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尚书·大传》则认为“七政者，谓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5 推步占候：推算历法，占卜天象。推步，推算天文历法。占候，观察天象变化以测吉凶。6 拔本塞源：意为拔除树根，堵塞水源，比喻从根本上破坏。语出《左传·昭公九年》。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如何！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如何！”制作礼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品德，只有声音可以作为音律、身高可以作为尺度的人，才能做这种事。至于礼乐器具的细节，那是乐工和祝史们的职责。所以曾子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则由有关官员负责安排。”尧命令羲氏、和氏遵循天意，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他看重的是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他看重的是“安排好七种政事”。这都是念念不忘用仁爱之心推行养育百姓的仁政，制定历法、明晓时令的根本就在于此。羲氏、和氏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学问，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根据《孟子·尽心上》中“尧舜的智慧不能知晓万物”的说法，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做到。然而现在，遵循羲、和二人的方法再进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浅薄的星象术士，也能正确地推算历法、占卜天象，那么难道后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明吗？

帝王筑坛祭天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是后世巧言谄媚阿谀奉承的小人为了向皇帝献媚，夸夸其谈，鼓动君心，浪费国家财物，可以称得上祸国殃民，是最大的无耻，君子是不会这样说的，这也就是司马相如被天下耻笑的原因。你却认为这是后世儒生所应该好好学习的，恐怕是没有认真思考吧？

至于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然而朱熹解释《论语》时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如果礼乐、名物果真是成为圣人的功夫。圣人也必须等到学习之后才能知晓，那么圣人就不能称得上生而知之了。之所以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门就义理上来说的，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那么礼乐、名物之类是和成为圣人的功夫无关的东西。圣人之所以生而知之，专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之类，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只应当学习知晓义理而已；困而知之的人也只应当努力学习知晓义理而已。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对于圣人能知晓义理，不能去学习知晓，却反过来念念不忘地去探求圣人所不知晓的东西作为学问，这难道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以上这些都是针对你所困惑的而稍微加以解释，并未从根本上澄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