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各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则是碑文记叙错乱。因为郎官石柱曾中间断裂，清人看到的石柱，已是黏合而成的了。黏合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上下发生了错位，于是原来排列整齐的各司郎中和员外郎，竟羼入到其他衙门中去了。

岑仲勉对这两种著作重新钻研，对于石柱用力尤多，撰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二文。《新著录》着重碑文本身的研究，纠正前代学者的各种错误，汇合各种拓片文本，重新对各部郎官的名单进行了整理，于是错综复杂又很纷乱的行格厘然可读，计得位置可见者三千四百余人。《新考订》则对劳格考而未详或有错误者起而补正，材料不足者补之，考证有误者订之，如于“祠部郎中”下说明道：“石柱原有祠中题名，赵、王二本均误入度中，劳本虽剔出若干，然大半仍留在度中之内，致祠中题名，析附度中、祠中之下，皆由劳氏过信书本而过疑石刻之故。余此次井理，与别司异，全照石刻所见录出，依劳《考》命名曰《石刻》。”这份整理后的名单，自然比劳格等人之说更可信。

近人对这两种特殊资料都很重视，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首推岑仲勉的贡献为大。当今读者或研究者在利用劳格的《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时，应和岑氏著作并读，所得知识才更为完整可靠。

这里还可再举一例，说明综合运用姓氏书与壁记等材料考订唐诗时所起的作用。高适有《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此公不知何人？按诗之前端云“晋公摽逸气，汾水注长流”，知其源出河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西祖兴，字季达，晋河东太守”，是为西祖房之始祖。薛太守当是此族后裔。诗中又云：“御史风逾劲，郎官草屡修。鹓鸾粉署起，鹰隼柏台秋”，可知此人先后曾列职御史、郎官。查此族中工部郎中孝廉之子自劝，仕履与此相符。《唐御史台精舍碑》载自劝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郎官石柱题名》载自劝为司勋员外郎，与高诗合。《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乙丑：“泾州刺史薛自劝贬澧州别驾”，今又升迁至东平太守，所以高诗称其“一麾俄出守，千里再分忧”。由此可见，恰当运用壁记等材料，可解决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壁记”，即翰林学士壁记，可与上两种材料参列。

唐代文人，以入翰林为荣。翰林学士执掌御前笔墨，权力很大，故时称“内相”。当时就有不少文人记载院内故事，如李肇《翰林志》、元稹《翰林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宋代洪遵汇集唐代有关翰林院的文字，编成《翰苑群书》二卷，成为研究这一机构的重要文献。

翰林学士壁记中的记载至为宝贵，岑仲勉仿赵钺、劳格考订郎官、御史的体例，成《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十二卷与《补唐代翰林两记》，对唐代那些著名的文学侍从之臣的经历详细地做了考订和记叙。

唐时不但像翰林院这样的衙门有壁记，其他军政衙门有壁记，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府也有壁记。李华写作壁记甚多，除《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外，还撰有杭州、衢州、常州、寿州四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河南府参军二厅壁记，安阳、临湍二县县令厅壁记，详细地记叙了这些衙门的建置和任职官员的情况。白居易有《江州司马厅记》，对司马一职的特殊建置做了说明。这些都是有裨考证的资料。尽管壁上墨书不知毁于何年，但却保存在二人的文集和一些总集之中。与此类似的壁记尚多，可供参证。

张旭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