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译文】来信说：“近来学者追求外物，遗忘本心，博学多识却不得要领，所以先生专门倡导‘诚意’，针砭时弊，实在是嘉惠学林。”

您对现实的弊端有如此深刻的认识，那么将如何去救治它呢？我的心思，您一句话就已经说完了，我还需要说什么呢！我还需要说什么呢！至于“诚意”的学说，本来就是圣人教人用功的首要工夫。但是近世学者却把它当做次要的主张，所以我稍微指出这个关键处，并不是我首先倡导的。

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南京上元（今江苏江宁）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阳明的友人。

【2】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译文】来信说：“就怕立论太高远，用功太快捷，年轻人受老师的传授，影响谬误，难免堕入佛教的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禅机中，难怪听到您这种学说的人会产生怀疑。”

我提出“格致诚正”的观点，是从学者本心和日常事务处入手，体验实践，扎实用功，有很多的条理，有很多的积累，正好与空虚顿悟的学说相反。听到这种学说的人本来没有追求做圣人的志向，又没有讲究详细，于是怀疑这种学说，这也很正常。像您这么高明的人，自然应当一言便了然于心。您也说“我的立论太高远，用功太快捷”，这是为什么呢？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人口而后知，岂有不待人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译文】来信说：“所晓谕的知行并进，不应该分先后，就是《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工夫，互相涵养互相推进，内外本末，一贯之道。然而工夫次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比如知道食物才去吃，知道汤才去喝，知道衣服才去穿，知道了路才能行走，没有不知道这个事物，而先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中间只有毫厘之差，不是说今天知道了，明天再去实行。”

既然您说互相涵养互相推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那么知行并进的说法也就不再有疑问。又说“工夫次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知道食物才能去吃等说法，尤其明显易见，但您被当前学说所遮蔽，自己没有觉察到罢了。人必须有想要吃东西的心思，然后才知道吃，想要吃东西的心就是意念，也就是行动的开始。食物味道的好坏，必须等到入口之后才能知道，哪有不等食物入口就已经先知道食物味道好坏呢？一定有想要行走的心，然后才知道去走路，想要行走的心就是意念，也就是行走的开始了。岔路是危险还是平安，必须等到亲身经历过后才知道，哪有不等亲身经历就先知道岔路的危险与平安的呢？知道汤才能喝，知道衣服才能穿，以此类推，都没有什么疑问。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才真是没看见这个事物，就先有这个事情发生。您又说“这也是毫厘之差，不是说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实行”，这也是因为思考还不深入。然而即便像您所说的，知行合一并进之说，也自然绝无可疑。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