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得以系统化和具体化：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落实了军事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十围、五攻、倍分、敌战、少逃、不若避”。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宗旨。由此可见，孙子已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

应该说，孙子思想体系中“全胜”战略的两个层次相辅相成，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以来，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都习惯于将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区分开来，既确定最高的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就是所谓“取法其上”；又立足于具体的目标，用以躬践实行，这就是所谓“得乎其中”。前者只是说的，主要用来作姿态给外界看；后者才是做的，主要用来满足自己心灵的真正渴求。譬如孔老夫子，他虽然主张“祖述尧舜”，但真正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又如诸葛亮，表面上致力于“兴复汉室，再造一统”，真正要做和能做的，是尽可能维系偏处一隅的蜀汉政权。兵圣孙武，也不例外。他积极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争于天下”，但最重视的却是如何用兵打仗。换句话说，对孙子而言，“兵不顿而利可全”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致人而不致于人”、夺取作战主动权，才是现实，才是其兵学的旨趣所在。

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全”这一概念的问题。《孙子兵法》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孙子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将“全”作为锲而不舍的目标。然而，他也明白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顾此失彼，浅尝辄止。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也就是说，真正的“万全之策”是不存在的，战前准备的充分性只是相对的，战争的进程是复杂多变的，战争的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战争的预期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更何况对手并非泥塑木偶，也不会毫无作为。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把所谓“万全之策”搁在一边，排除干扰，敢冒风险，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的前提下，及时采取行动，“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重点突破，中心开花，从而以点带面，扩大战果，控制全局，获得胜利。

历史上不少战例可以作为明证。晋武帝司马炎计划兴师南下征伐东吴孙皓政权，却不免踌躇迟疑。杜预遂上书晋武帝，具体分析灭吴之战的利弊得失，对“万全”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做出辨证的判断，认为风险值得去冒，灭吴之战箭在弦上。晋武帝听取了杜预的建议，大军齐发，直捣建康，很快完成了平定天下的大业。北宋攻灭南唐、统一江南同样反映了赵匡胤等战略决策者对待“万全”与风险的辨证态度。北宋君臣没有因困难（也就是所谓“不全”）而放弃统一南北的计划，而是在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权衡整体形势，把握战机，适时发起攻击南唐之役，最终一举翦灭了南唐小朝廷。北宋军队之所以取胜，就在于跳出了“万全之策”的束缚，于“不全”中求“全胜”。

孙子认为要想实现“全胜”，将帅的素质和能力是重要条件之一。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德行情操的优劣，韬略智慧的长短，指挥艺术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军队安危和战争胜负。假如统军之将猥琐无能，“伐谋”、“伐交”固然无从谈起，“伐兵”、“攻城”也很难成功。所以孙子对将帅的作用和地位予以充分肯定，把它看作实现“全胜”的重要条件，并指出将帅之于国家，就好比辅木之于车毂。将帅在实现“全胜”过程中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协调好将帅与国君的关系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孙子认为，在将帅和君主的关系中，君主一方占主导，所以首先须解决将从中御的问题。孙子指出，君主过多地牵制将帅的行动必然会导致败军祸国的严重恶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第二，“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第三，“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要力争“全胜”，就必须克服这些弊端，君主必须真正赋予将帅指挥战争的实权，使将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以追求“全胜”。

（二）“知彼知己”是“全胜”战略认识论的基础。

在本篇中，孙子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要驾驭战争，争取“全胜”，就必须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敌我双方的情况，预知胜负，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全胜不斗”，还是“破中求全”，它的基础都在于“知彼知己”，战争指导者最大的愚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计划不周干劲足”，这样决心越大，干劲越足，后果越严重，损失越巨大。所以，孙子一再强调“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据此力求“全胜”，争取“战胜”。这在《计篇》中是著名的“五事七计”，而在本篇中则是“知胜有五”（争取谋胜、全胜的五个条件）。它正是战争指导上争取“全胜”的五个条件，既包含了对客观军事力量进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面，也强调了主观作战指导能力的重要性，全面具体又深刻精邃，反映出孙子在预知胜负问题上的卓越识见。其中，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前提；懂得根据兵力多少采取合适的打法，“识众寡之用”是用兵的枢机；全军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同欲”是政治保障；未雨绸缪，“以虞待不虞”是有备无患；将帅才华横溢而君主不加牵制干涉，“将能而君不御”是用兵成功的秘诀。五者互为条件、互为作用，构成了预知胜负、实现“全胜”的整体。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像“人要吃饭”一样通俗易懂。然而，最伟大的哲理往往包含于最平凡的事物之中。孙子这一“全胜”战略认识论原则的强大生命力，早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韩信向汉王刘邦呈上一份“战略咨询报告”，即所谓“汉中对”，全面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预测了双方战争的基本走向。这是一个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础上完整成熟的战略方案，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韩信的战略眼光，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刘邦终于逼得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自刎于乌江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法之战中，法国军事领导人自恃拥有坚固的马其诺防线，便狂妄自大、放松戒备。结果，法国军队在德军大举进攻面前，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指挥德军凯旋进军的，正是为法国艾仑赛元帅所不屑的小人物。可以说，法军因为没有做到“知彼知己”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孙子这一基本原则的不朽价值：“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真正的圣贤是不会寂寞的，孙子身后拥有无数的“知音”，其中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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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朴民、高润浩：《新读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8年月，第45页。

《六韬·龙韬·军势》。

《尉缭子·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