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本名韩非，所谓“韩非子”，是当时人给他的尊称。他的出身很高贵，是韩桓惠王的儿子。教育背景也很好，老师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宗师荀子，在牢里给他送毒药的李斯，是荀子的另一个学生。他俩曾是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师兄弟。

说起他的成就，就必须先说说他的老师：荀子。

这位大师在当代教科书上，是个标准的熟脸。但是他的业绩到底有多大，大多数的教科书，却都没讲清楚。而不夸张地说，在整个中国儒家学说发展历史上，荀子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尤其重要的，就是思想的突破。虽然出身儒家，但荀子的思想，和其他儒家人物很不同，其中有“帝王之术”的观点，即怎样帮助国君建立强权的统治，驾驭文武大臣。

和其他儒家宗师人物比起来，荀子的这一思想，堪称十分另类：儒家在这件事上，最看重的是“礼”，也就是定规矩，只要人们自觉按照礼的要求去做，社会就能太平，世界就能繁荣。对这一点，荀子虽说同意，可却有一条补充——想要人人遵守礼，不能全靠自觉，关键是要靠管理！也就是“法”。也就是“礼”和“法”都要并重，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正是荀子的真知灼见。

虽说荀子的这一主张，在百家争鸣时代，被很多儒家人物都曾批判过，但事实却证明了他的正确：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类变法运动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法”，每一个成功的变法，也都是彻底贯彻了法治的结果。仅从这条成就看，荀子已经把儒家的思想深度，完全提升了一个台阶，后来儒家思想可以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尊的思想，对照下后来的学说就知道，好些都是荀子这时候打的底。而比这礼法更强大的，则是荀子的“天命”思想。如果说“法”这一条，还只是荀子对传统儒学的拓展，那么另一个重大思想，却堪称儒学划时代的突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人定胜天。

综合来说，独具思考的荀子，以其无畏的勇气和特殊的视角，不但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容，更为这个学说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的重大价值，在随后的两汉王朝中，会为中国的儒学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放在当时，受他影响最深的，却是他两个最得意的学生：李斯和韩非。

对荀子的这门学问，韩非和李斯都很感兴趣。很快地，他们又对司法刑律等学问认真钻研，并系统学习了韩国法家学者申不害的思想。其学术流派，也逐渐变为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说是列国最受欢迎的学说，法家所倡导的建立君主集权统治，用严酷刑法治理国家的思想，很对各国君主的口味。而以强硬的法家思想来推动变法，更可以迅速实现国家富强，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变法家，特别是促成秦国强大的商鞅，就是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但比起其他发家流派来，李斯和韩非又十分不同，由于受荀子的影响比较深，因此他们的思想，虽说也是以法家为主，却对儒家学说的相关理论，也吸纳利用极多。而且虽说思想相近，但学术贡献尤其大的，却当属韩非。

因为这哥俩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不同。韩非身为贵族，但并不得志。他的父亲韩桓惠王，对于法家学说并不感冒，捎带着李斯在韩国，也受到了很多排挤，苦熬了很多年，却依然不得志。心有不甘的李斯，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转道去秦国发展。

而和韩非比起来，李斯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现实。这个性格，在他准备去秦国前，与恩师荀子的对话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去秦国，李斯的回答相当实在：人生在世，贫困就是最大的悲哀，卑贱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我要去秦国，一定要出人头地。比起那些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他就是这样现实。

但现实的李斯，在这条路上的决心，却异常坚定：这时的秦国，已经不是商鞅变法前急缺人才的年头了，相反是各国的人才蜂拥而至，竞争十分激烈。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斯不屈不挠，从最基层干起，先做了吕不韦麾下的一个小官，后来也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好不容易完成了几件漂亮的工作，官职眼看着要升，却不料爆发了著名的“郑国渠事件”。由于郑国打着修水渠名义来秦国搞破坏的阴谋败露，以至于气头上的秦王嬴政，做出了一个近乎无脑的举动：把所有在秦国的外来人全赶走！

对这种无脑行为，大多数的倒霉蛋，基本都是认命，但唯独不认命的还是李斯。反而捏住了秦王的心态，大着胆子做出了一次最后的努力，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把秦王这项无知的举动，从头到尾批了个遍，却果然批到了秦王的心坎里，不但成功完美逆转，说得秦王收回了这个错误决定，更是就此飞黄腾达，成了秦国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

当李斯在追求官位的时候，韩非却在追求学问。

虽说在韩国不得志，但韩非到底是个贵族，至少生活不成问题，不得志的状况，反而让他有闲时间，去进行深度的理论研究。如果说李斯好比一个正在权力场上厮杀的战士，那么韩非则更像一个认真的磨刀工匠，正数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学说打磨成熟，改造成这个年底最锋利的砍刀。

他的成果，就是独特的法家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