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各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则是碑文记叙错乱因为郎官石柱曾中间断裂清

而各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则是碑文记叙错乱。因为郎官石柱曾中间断裂，清人看到的石柱，已是黏合而成的了。黏合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上下发生了错位，于是原来排列整齐的各司郎中和员外郎，竟羼入到其他衙门中去了。

岑仲勉对这两种著作重新钻研，对于石柱用力尤多，撰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二文。《新著录》着重碑文本身的研究，纠正前代学者的各种错误，汇合各种拓片文本，重新对各部郎官的名单进行了整理，于是错综复杂又很纷乱的行格厘然可读，计得位置可见者三千四百余人。《新考订》则对劳格考而未详或有错误者起而补正，材料不足者补之，考证有误者订之，如于“祠部郎中”下说明道：“石柱原有祠中题名，赵、王二本均误入度中，劳本虽剔出若干，然大半仍留在度中之内，致祠中题名，析附度中、祠中之下，皆由劳氏过信书本而过疑石刻之故。余此次井理，与别司异，全照石刻所见录出，依劳《考》命名曰《石刻》。”这份整理后的名单，自然比劳格等人之说更可信。

近人对这两种特殊资料都很重视，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首推岑仲勉的贡献为大。当今读者或研究者在利用劳格的《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时，应和岑氏著作并读，所得知识才更为完整可靠。

这里还可再举一例，说明综合运用姓氏书与壁记等材料考订唐诗时所起的作用。高适有《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此公不知何人？按诗之前端云“晋公摽逸气，汾水注长流”，知其源出河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西祖兴，字季达，晋河东太守”，是为西祖房之始祖。薛太守当是此族后裔。诗中又云：“御史风逾劲，郎官草屡修。鹓鸾粉署起，鹰隼柏台秋”，可知此人先后曾列职御史、郎官。查此族中工部郎中孝廉之子自劝，仕履与此相符。《唐御史台精舍碑》载自劝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郎官石柱题名》载自劝为司勋员外郎，与高诗合。《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乙丑：“泾州刺史薛自劝贬澧州别驾”，今又升迁至东平太守，所以高诗称其“一麾俄出守，千里再分忧”。由此可见，恰当运用壁记等材料，可解决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壁记”，即翰林学士壁记，可与上两种材料参列。

唐代文人，以入翰林为荣。翰林学士执掌御前笔墨，权力很大，故时称“内相”。当时就有不少文人记载院内故事，如李肇《翰林志》、元稹《翰林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宋代洪遵汇集唐代有关翰林院的文字，编成《翰苑群书》二卷，成为研究这一机构的重要文献。

翰林学士壁记中的记载至为宝贵，岑仲勉仿赵钺、劳格考订郎官、御史的体例，成《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十二卷与《补唐代翰林两记》，对唐代那些著名的文学侍从之臣的经历详细地做了考订和记叙。

唐时不但像翰林院这样的衙门有壁记，其他军政衙门有壁记，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府也有壁记。李华写作壁记甚多，除《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外，还撰有杭州、衢州、常州、寿州四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河南府参军二厅壁记，安阳、临湍二县县令厅壁记，详细地记叙了这些衙门的建置和任职官员的情况。白居易有《江州司马厅记》，对司马一职的特殊建置做了说明。这些都是有裨考证的资料。尽管壁上墨书不知毁于何年，但却保存在二人的文集和一些总集之中。与此类似的壁记尚多，可供参证。

张旭壁记